據路透社報道，德國巨頭西門子公司及其經銷商，通過免費提供醫療器材的方式，換取醫院在此器材上獨家使用西門子公司開發的化學試劑，這一行為違反了中國《反不正當競爭法》的規定，涉事醫院約1000家。

但西門子方面稱，并不知曉報道中提及的事項。其給21世紀經濟報道的回應中稱：“上海市工商部門的一個分支機構正在對西門子醫療實驗室診斷業務的市場與業務模式進行了解，該模式在全球行業內被普遍采用。與最近媒體報道的情況相反，這一工作并未涉及任何腐敗問題，也與任何個人利益無關。”

5月4日晚間，針對上述報道“工商總局對西門子醫療部門展開商業賄賂調查”一事，國家工商總局新聞發言人表示，國家工商總局沒有展開對西門子公司商業賄賂的調查，也沒有接受相關媒體的采訪。

但此次西門子被調查的“烏龍”事件，也揭示了一個普遍流行于中國的醫療器械銷售模式：供貨商為醫院免費提供醫療器材(設備)，院方承諾采購與該器材相關的試劑或耗材，供貨商通過后者的銷售收入彌補醫療器材的成本并賺取利潤。

據21世紀經濟報道了解，這種銷售模式并非西門子一家獨有。為了占領醫院市場，對于一些單價不高、使用頻繁的設備，大多數國內廠商或經銷商一直在使用這一基本固定的銷售模式。

另一種模式適用于“高值”、大型的醫療設備，業內人士稱其為“回扣”模式，由于醫院尤其是公立醫院的采購價格往往高于私立醫院和國際通行價格，帶來的結果往往是推高了檢測費用。

而在形成這兩種中國式醫療器械銷售模式的過程中，醫療價格制定及監管措施或難辭其咎。

中小型醫療設備銷售模式

免費提供設備，并依靠試劑、耗材來賺錢的模式，即路透社報道稱西門子及其經銷商涉嫌違反《反不正當競爭法》的銷售模式，適用于那些單價不高、使用頻繁的設備，如血常規、生化等常規血液檢測。

“為了占領醫院市場，大多數中小型醫療設備均采用這種銷售方式，醫院畢竟是強勢甲方，即使免費提供設備，也需要打通‘關系’。”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醫療器材生產商銷售人員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其實，這一銷售模式并不分國產和外資。”他補充道。

21世紀經濟報道獲得的一份國內某醫療設備生產廠商與經銷商的合同范本顯示，某常規血液檢測設備的價格為5萬元，檢測時需要使用該廠商生產的試劑，經銷商每當與醫院談妥時，則需要向生產廠商支付5萬元“押金”，待到醫院的試劑采購金額達到10萬元時，生產廠商就可將“押金”返還給經銷商。

“可以看出，醫院免費使用了檢測設備，但需要支付試劑費用。”一位醫療器械行業的資深人士解釋：“生產廠商和經銷商的利潤完全來自試劑。”

在上述案例中，試劑銷售額達到10萬元并不困難，尤其在二級或以上級別的醫院。據悉，該試劑銷售給醫院的價格為15-18元/支，據此計算，達到10萬元銷售額只需檢測5555-6666次，而北京市公立三甲醫院每日門診量可達到數千乃至上萬人次。

不敏感的公立醫院醫療器械價格

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了解到，醫療器械銷售的另一種模式可以概括為“回扣”模式，與前述不同，這一模式一般適用于大型、高端、昂貴的醫療設備。醫院尤其是公立醫院，往往需要分期支付高昂的設備購置費用。

“由于回扣的存在，大型公立醫院的設備價格往往高于私立醫院和國際通行價格1/3甚至更多。”一位多年從事醫療器械招投標的人士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從而推高檢查費用。”

該人士向記者詳述了“回扣”模式的操作流程：“用戶(醫院)向當地發改委、財政局提出設備購買申請(由于通常使用的是財政資金)，得到批復后雇傭招標公司對外招標，設備廠商或經銷商投標，經過專家評審后公布中標結果，之后，投標方與醫院簽訂購銷合同，醫院分三次(30%、50%、20%或30%、60%、10%)支付所有款項。”

“據我所知，一些設備采購在公布招標公告時，就已經確定了供貨商，招投標只是按照法律規定走個形式而已。”上述人士說：“更為重要的是，由于存在‘回扣’，公立醫院對設備價格并不‘敏感’，支付款項也比較及時，但這卻不可避免地推高了檢測費用。”

另一位醫院管理者曾對21世紀經濟報道表示，“同樣的品牌，同樣的廠家，我們的設備采購費用比公立醫院便宜了將近一半。”

醫療體制亟待“補漏”

在形成兩種中國式醫療器械銷售模式的過程中，醫療體制及監管措施或難辭其咎，首當其沖的醫療機構檢驗檢測的定價機制。

中國公立醫院的大多數醫療檢測價格由政府制定，費用由社保支出，政府制定的價格給其留出了足夠的空間。

以第一種模式中的常規血液檢測為例，據悉，政府對其中的某項檢測定價為30多元，但據21世紀經濟報道獲悉，該種試劑銷售給醫院的價格為15-18元/支，而經銷商從廠商的代理結算價為5-7元/支。

除銷售模式外，代理商結算價格(5-7元/支)與醫院供貨價(15-18元/支)也存在較大“回旋”空間，從理論上，為經銷商向醫生“回扣”留出了余地。

此外，醫療器械價格的監管措施存在空白地帶。

據悉，醫療器械的中標價格由醫院預算和買賣雙方商量定奪，政府在中標價格的監管中存在部分空白，部分指導性價格并不具有實質的意義。

在一位醫療器械從業人士看來，“降低那些昂貴醫療器材的方法并不難，政府相關部門只需定期發布統一器材在國際市場或國內私立醫院市場的均價即可。”